薛應軍：最高檢第八檢察廳負責人就生物多樣性保護公益訴訟典型案例答記者問

發布時間：2021-10-14 作者：薛應軍

    本網訊（記者 薛應軍）10月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了一批生物多樣性保護公益訴訟典型案例，最高檢第八檢察廳廳長胡衛列就此回答了記者提問。
 
 

    本網訊（記者 薛應軍）10月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了一批生物多樣性保護公益訴訟典型案例，最高檢第八檢察廳廳長胡衛列就此回答了記者提問。
 
　　記者：最高檢在2020年已發布過一批“檢察機關野生動物保護公益訴訟典型案例”，此次將生物多樣性保護公益訴訟作為一個專題發布典型案例，出于何種考慮？
 
　　胡衛列：生物多樣性保護是對生態復合體和生態過程的全面、動態保護，包含物種多樣性、生態系統多樣性和遺傳資源多樣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生物多樣性關系人類福祉，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基礎。”生物安全關乎人民生命健康，關乎國家長治久安。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加強生物安全建設擺上更加突出的位置，納入國家安全戰略。我國生物安全防范意識和防護能力不斷增強，維護生物安全基礎不斷鞏固，生物安全建設取得歷史性成就。
 
　　去年以來，各級公益訴訟檢察部門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導，深入學習、領會和準確把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加強與刑事檢察部門、相關行政機關以及社會組織的溝通協作，進一步加大生物多樣性保護檢察監督力度，完善制度機制，形成保護合力。除了野生動物保護外，檢察機關公益訴訟部門生物多樣性保護案件范圍不斷拓展，取得了積極成效。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2021年9月29日就加強我國生物安全建設進行第三十三次集體學習中強調，要積極參與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同國際社會攜手應對日益嚴峻的生物安全挑戰，為世界貢獻中國智慧、提供中國方案。為了配合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召開，最高檢此次發布生物多樣性保護公益訴訟典型案例，一方面，是為了展現檢察機關在生物多樣性保護中的經驗做法，引導各地檢察機關持續深入發揮公益訴訟檢察職能的獨特效用。另一方面，也是對生物多樣性保護領域公益訴訟檢察工作的階段性總結。我們將以發布本批典型案例為契機，繼續加強對實踐經驗的總結提煉，更好地指導辦案實踐，不斷深化生物多樣性保護公益訴訟檢察工作。
 
　　記者：本批案例有什么特點？在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公益訴訟檢察如何發揮職能作用？近年來有什么新的變化？
 
　　胡衛列：本次發布的典型案例有8件行政公益訴訟案件、3件民事公益訴訟案件、3件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件，是從全國各地上報的100多個優秀案例中經過三輪篩選出來的。其特點：一是案例類型豐富，不僅有行政公益訴訟訴前和起訴、單獨民事、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案例，還有支持起訴、申請撤訴等多種情形，基本涵蓋了公益訴訟檢察的監督方式；二是保護對象豐富，既有國家保護的陸生、水生野生動物、植物，也有動物棲息地、自然保護區，還有對外來入侵物種的防治和本地重要生物種群的保護，涉及生物多樣性三個組成部分即物種多樣性、生態系統多樣性和遺傳資源多樣性；三是從保護級別來看，本批案例保護對象從國家一級保護動植物到“三有”保護動物（即有益、有重要經濟價值，有科學研究價值的野生動物），均有涉及。
 
　　依據環境保護法、生物安全法等相關法律規定，生物多樣性保護屬于“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范疇，是公益訴訟檢察的法定管轄領域。檢察機關在以下幾個方面發揮公益訴訟職能作用：一是充分發揮行政公益訴訟的職能作用。對于有關行政機關怠于履職、執法不到位或者存在監管漏洞，督促、協同行政機關依法履行監管職責。如劍閣縣檢察院針對古柏資源保護不力問題，通過行政公益訴訟實現對全縣古柏資源的有效保護，并推動跨區域跨部門協作，建立長效保護機制。檢察機關辦案中既充分尊重行政機關保護生物多樣性執法的獨立性，做到盡職不越位，又在監督的同時，加強與行政機關的協作配合，形成保護合力。如云南尋甸縣檢察院針對黑頸鶴自然保護區生態環境存在的問題和隱患，依法向6家行政機關、3家鄉政府公開送達檢察建議，督促其全面履行保護職責，制定自然保護區管理規定，形成黑頸鶴保護合力。二是發揮民事公益訴訟在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的損害賠償和資源補償作用。對于非法獵捕、交易、運輸、食用野生動物，影響生態環境安全等破壞生物多樣性保護、損害公共利益的行為，運用民事公益訴訟手段，追究行為人的民事責任。如江蘇泰州市檢察院對于非法捕撈鰻魚苗的行為提起民事公益訴訟，全鏈條追究捕撈者、收購者、販賣者的連帶侵權責任。山東青島市檢察院對非法收購、出售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制品的行為提起民事公益訴訟，并根據《民法典》規定提出懲罰性賠償的訴訟請求。三是著力發揮公益訴訟檢察預防功能和治理效能，針對監管盲區和治理漏洞，提出檢察建議，深化源頭治理，促進完善生物多樣性保護體系。浙江麗水蓮都區檢察院在公益損害發生之前，推動政府變更建設規劃，對中心城區原生態樟樹群整體原址保護，并推動政府出臺古樹名木保護機制。遼寧省檢察機關在督促保護中華蜜蜂品種資源案中，一方面通過行政公益訴訟督促相關行政機關依法履職，及時保護國家珍稀遺傳品種資源，防止特有生物物種的瀕危滅絕；另一方面積極發揮檢察機關助力社會綜合治理及效能提升作用，爭取地方黨委、人大支持，推動完善地方立法對中華蜂物種的法治化規范保護，解決地方治理的重點、難點問題。
 
　　生物多樣性保護公益訴訟案件的變化，除案件數量較快增長，保護對象和范圍不斷擴大外，還呈現出了跨區域的特征。隨著互聯網經濟的快速發展，以觀賞、養殖、品嘗為由的線上野生動植物交易也不斷出現，不少案件甚至涉及國際貿易，檢察機關充分利用一體化辦案機制與跨區域協作辦案，加大對野生動植物及其制品的保護。
 
　　記者：此次發布的典型案例中有2件案例與督促整治外來物種入侵相關，檢察機關辦理這類案件有什么考慮？
 
　　胡衛列：外來物種入侵直接導致當地物種的退化、瀕危、甚至被滅絕，嚴重破壞當地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秩序生態安全。防范和遏制外來物種入侵、保護生態環境和生物物種安全，是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內容。2020年10月17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物安全法》，明確將防范外來物種入侵納入保護生物安全的法定范圍。
 
　　隨著國際經濟文化交往的日益頻繁，我國已成為遭受外來物種入侵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在，傳統生物安全問題和新型生物安全風險相互疊加，境外生物威脅和內部生物風險交織并存。”由于外來物種入侵涉及面廣，潛伏期長，追溯源頭難度大，沒有特定的侵權主體或者侵權主體即被告的認定存在困難，難以用民事公益訴訟的方式進行整治，社會團體、民間組織在防范外來物種入侵方面作用發揮有限，由檢察機關通過行政公益訴訟的方式，在遏制外來物種入侵、保護生物多樣性方面能夠發揮獨特的職能作用。一方面要通過訴前磋商、制發檢察建議、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等方式督促行政主管部門履職，另一方面也要加強與行政機關的協作配合，發揮各方合力，督促履職與協調配合并行，共同防范和遏制外來物種入侵。
 
　　實踐中，各地檢察機關也日益重視并辦理了一批遏制外來物種入侵的案件，除了本次發布的遼寧寬甸縣檢察院督促保護中華蜂品種資源、吉林乾安縣檢察院督促整治黃花刺茄案之外，比較典型的還有貴州遵義紅花崗區檢察院辦理的督促整治福壽螺案，云南玉溪市紅塔區檢察院督促防控紅火蟻案、內蒙古興安盟科右前旗檢察院督促整治刺萼龍葵案等。
 
　　記者：“呵護自然人人有責。”公眾參與是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渠道，社會組織是生物多樣性保護中的重要力量。社會組織如何參與到公益訴訟中來？怎么發揮好這支重要力量的作用，更好地保護生物多樣性？
 
　　胡衛列：公益保護是一項系統工程，不能只由檢察機關“單打獨斗”，需要凝聚各方共識，借助各方力量。生物多樣性保護也是如此，社會組織與民間團體也是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力量。檢察機關注意加強與有關社會組織的溝通協作，充分調動各方參與公益訴訟的積極性。一是根據民事訴訟法和有關司法解釋規定，檢察機關擬提起民事公益訴訟的，依法履行訴前公告程序。公告期滿，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不提起訴訟的，檢察機關才向法院提起訴訟。檢察機關在民事公益訴訟中處于補充之訴的地位，對于公益保護具有兜底性。二是檢察機關具有支持社會組織提起公益訴訟的職能。民事訴訟法第55條第2款規定，對于社會組織提起的民事公益訴訟，檢察機關可以支持起訴。實踐中檢察機關通過提供法律咨詢、提出法律意見書、協助調查取證、向法院提交支持起訴意見書、出席法庭參與庭審、監督審判執行活動等方式，對社會組織提起公益訴訟給予支持、幫助。這既能發揮檢察機關的辦案優勢，又可以調動社會組織提起民事公益訴訟的積極性，有利于凝聚和形成保護公共利益的社會合力。另一方面檢察機關也要對社會組織提起公益訴訟進行必要的監督，尤其要對其在訴訟中撤訴、放棄訴訟請求、和解與調解等實體性處分行為實施監督，避免社會公共利益因其不當行使訴權而受到損害。三是加強與社會公益組織的日常交流溝通，共同開展課題研究、教育培訓、信息分享等，吸納社會組織專業支持，形成檢察機關與社會組織在公益保護方面的優勢互補。主動提供實踐經驗材料和典型案例樣本，共同加強公益訴訟理論研究，推動健全完善公益訴訟制度。

 
 
    原文標題：薛應軍：最高檢第八檢察廳負責人就生物多樣性保護公益訴訟典型案例答記者問
 
    原文來源：民主與法制網
     
    記者：薛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