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1月4日到2月5日,一個后來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年青人步行700多公里,橫穿湘鄉、湘潭、衡山、醴陵、長沙五縣,寫岀了那篇舉世聞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靠的是“在鄉下、在縣城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和農遠工作同志開調查會,仔細聽他們的報告”。
2013年4月19日至21日,春暖花開。在江西景德鎮、上饒市熙來攘往的游客中,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李適時帶隊的旅游法立法調查組揭開“零負團費”的迷霧,靠的是立法暗訪、立法蹲點。
2009年,美國,一種名叫甲型HINI流感迅速傳播開來。有專家甚至警告說,若大規模流行,將類似于1918年在西班牙爆發的流感,影響5億人口并奪走數千萬人的性命。當白宮政府正在焦急等待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統計信息時,谷歌公司的工程師們卻用他們軟件發現了45條檢索詞條的組合,其預測的數據與官方數據的相關性高達97%,且“不會像疾控中心一樣要在流感爆發一兩周之后才可以做到”。
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教授在《大數據時代》引言中時說:“就像望遠鏡讓我們能夠感受宇宙,顯微鏡讓我們能夠觀測微生物一樣,大數據正在改變我們的生活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成為新發明和新服務的源泉,而更多的改革正蓄勢待發……”
當大數據使“樣本=總體”時,立法調查技術的改變不也將“蓄勢待發”嗎!